诗语画梁—雍正珐琅彩瓷
清朝在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之乱后，政治、社会、经济步入安定。康熙帝对于工艺方面也付予相当的兴趣与关心，尤其是外国的事物，要各地方大臣注意外来的传教士，一方面是为了禁止传教，一方面则是发现专才以便送他们进宫供事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画珐琅便带进了清朝宫中，发展了珐琅彩瓷。在时间方面就如欧洲传教士马国贤Father P.Ripa的信中所提到「皇上开始非常喜欢欧洲珐琅画，尽力介绍珐琅画到宫中造办处，于是从欧洲带来瓷器用之绘料及几件大件珐琅，使皇帝思虑要做出某些器物。皇上命欧洲画家来画珐琅，我们须将一整天和贱微工匠同作息，于是言称，不曾学过画珐琅，而且也故意不学此技艺，我们画得其劣无比，于是皇帝便下旨作罢。」据此推测康熙时宫中珐琅彩瓷之产生应在康熙五十年以后。康熙的珐琅彩瓷在彩料方面都用外国带进来的，早期画风亦如同铜胎画珐琅，将整个器面涂满彩料，这个画风到了后来便有所突破，即是在瓷胎上，只彩画主题图案而不加色地，这种处理方式，虽然减少了色彩的华丽感，但却显出清晰的效果。康熙朝用明朝早期暗花白瓷盘来加彩。雍正初期亦有用旧胎来烧造，而乾隆时期则有雍正胎的作品。另外在康熙时还有以宜兴胎来加彩，加彩的方式亦如上述。有不加色地，直接画花卉图案。另有一种以褐彩釉做地，再彩绘花卉图。由此可知，康熙的珐琅彩瓷是发展的初期阶段。
宫中的珐琅彩瓷由内务府造办处来承制，以〔钦定大清会典事例〕所记载的来看，造办处原本设在养心殿，自清初以来，似乎没什么进展，直到康熙二十九年才增设笔帖式一人，其后人员陆续增加，在康熙五十七年时，奏准武英殿珐琅作改归养心殿，增设监造一人。这个珐琅作改归养心殿并增设人员，表示珐琅作在这个时期的制作频繁与受到重视。会典记载的年代正是马国贤在康熙五十六年所写报告信的第二年。康熙奠下了宫中珐琅彩瓷的基础以后，到了雍正期便继续发展，而且达到了顶峰。
雍正时期
雍正即位元年即增设了六品库掌一人。又奏准造办处立库，将珐琅处、舆图处、自鸣钟处倶归併造办处管理。增设六品库掌三人，八品催总九人，笔帖式八人。这是在清朝记录中造办处增加人员最多的一年。造办处人员扩充，主持人正是最受雍正帝信赖的怡亲王，在雍正上谕档中有一段记述他的职掌：「……约略举之，职掌之大而且繁者有九：议政关系，机密，户部掌烦度支三库，总理出纳，兴修畿辅水利以厚民生，管领汉侍卫以育人材，至于诸王子之事务，旧邸之事务，以及督领圆明园八旗守卫禁兵，养心殿监理制造钜细事件，皆一人经画料理，而怡亲王公尔忘利，视国事如有家事，处处妥帖……」。以如此充分的人员及健全的组织，宫中造办处的作业，当然进行得顺利。再者，雍正时期的珐琅彩瓷能达于纤细精致，完全与雍正帝具有的高度艺术品赏水准有很大的关系。雍正帝对珐琅的制作所给予的评语及指示略举之，如「雍正六年二月十七日，郎中海望奉旨，照先做过的珐琅画九寿字托碟样，再烧二份，将腰圆形的亦烧造二份，弥等近来烧造珐琅器皿花样粗俗，材料亦不好，再烧造时，务要精心细致，其花样著贺金昆画，钦此。」又如「雍正十年四月二十九日内大臣海望传旨……画水墨画珐琅甚好，将画画人戴恒、汤振基伊二人著画珐琅活计，其所进之画持出，再唐岱所进之画亦持出，其余活计俱好，著留下，钦此。画画人戴、汤二人改画珐琅。」如此精细地指示，当然也令工匠们不得不敬谨小心地工作。
雍正早期：
雍正朝珐琅彩瓷自造办处增加人员后便积极展开，在记录中，如「雍正二年’二月初四日怡亲王交填白脱胎酒杯五件，内二件有暗龙，奉旨此杯烧珐琅，钦此，于二月二十三日烧破二件，总管太监启知怡亲王。奉王谕：其余三件尔等小心烧造。遵此，于五月十八日做得白瓷画珐琅酒杯三件，怡亲王呈进。」这个记录显示着此时烧造技术仍未十分成熟。另外年羹尧的奏折中亦可看出情况：雍正二年二月初九日，由驿斋送到御赐的「新制珐琅管双眼翎二枝，单眼翎十枝」对这对翎管，年羹尧在谢折里称「……臣伏覩珐琅翎管制作精致，颜色娇丽，不胜爱羡，僅缮折恭谢天恩，更懇圣慈，如有新制珐琅物件，赏赐一、二以满足臣之贪念，臣无任悚惶之至，雍正二年二月十二，日具」在此谢折的后面雍正的硃批是「珐琅之物尚未暇精制，将来必造可观，今将现有数件赐你，但你若不用此一贪字，—件也不给，你得此数件皆此一字之力也。」在这裡有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即是「珐琅之物，尚未暇精制，将来必造可观。」在日期上赐给年羹尧的尚未暇精制之物，正好与宫中记载二月初四日之资料在时期上相近；年羹尧在这次的赏赐后又接二连三地得到了珐琅器物，「雍正二年二月三十日由：驿斋到，钦领平安丸……又蒙恩赐各种珐琅器具一匣，臣叩头祗领，不胜惧忭，伏覩制器，尚象粲玉润之琳琅焕彩，含章映珠，辉于锦绣，洵是人间罕有，忻从天上颁来，臣独何修，膺斯宠赉，藏之什袭、蔓以加矣，传之百世，荣何极焉……雍正二年三月初三日具」；又「四月十—日由：驿斋到，御赐臣四团龙补挂蟒袍一袭，珐琅磁器五对……内制精器，人所不敢仰邀……」；又「四月二十二日由：驿斋到，御赐臣仿珐琅茶杯两匣，臣叩头祗领讫，伏覩此种窑器，颜色清丽，制作精雅，实不让前代之五彩佳品也！雍正一年四月二十四日」。
雍正盛期:
由以上资料得知在雍正元年到二年期间，平定青海军功第一大臣的陝川总督年羹尧，频频得到珍贵的珐琅器赏赐，但是这个时期清宫中的珐琅彩瓷仍只是在发展期，主要原因，可能是珐琅料皆需靠外国进口，量数有限，必得谨慎使用，不得有误损，在如此的局限下进展便缓慢。到了雍正六年，珐琅彩瓷的制作进入了另一个阶段，首先在这一年的正月初九内务府的造办处便召募各作匠艺人十三名，由员外郎沈崳与唐英启怡亲王，并用造办处的银两发给每人每月二两银。接着「雍正六年二月二十三日柏唐阿宋七格等奉怡亲王谕：著烧炼珐琅，遵此。于本日员外郎沈崳、唐英，说此系怡亲王著试烧暁琅料所用钱粮物料，另记一档，以待试炼完时，再行启明入档。本日送交栢唐阿宋七格。」这便是烧炼本国制的珐琅料经费，在这则资料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，即是唐英亦参与其事，唐英在参与新炼珐琅料的实务经验后，没过多久的同年八月，便被派往景德镇佐理陶务，唐英即是将宫中的实务经验带到景德镇的人。试炼珐琅料在雍正六年七月十二日有了成绩，「据圆明园来帖内称，本月初十日怡亲王交西洋珐琅料：月白色、白色……共九样。旧有西洋珐琅料月白色、黄色……共九样。新炼珐琅料：月白色……共九样，新增珐琅料：软白色、香色、淡松黄色、藕荷色、浅绿色、酱色、深葡萄色、青铜色、松黄色，以上共九样。郎中海望奉怡亲王谕：将此料收在造办处做样，俟烧玻璃时照此样。著宋七格到玻璃厂，每样烧三百斤用。再烧珐琅调色用多尔们油，尔著人到武英殿露房去查，如有俟画「上用」小珐琅片时用此油。造办处收贮的料内，月白色、松花色有多少数目？尔等查明回我知道，给年希尧烧瓷器用，遵此。」珐琅料是在玻璃厂烧炼的，除了有旧存的以外，还有新炼的，更配了新增的色彩。有了来源充足的国产珐琅料后，雍正时期的珐琅彩瓷便得到了很大的进展。
珐琅彩瓷在宫中生产与景德镇之间的关系：
自雍正六年宫中所烧炼的珐琅料送给年希尧用，年希尧那边亦送吹釉炼珐琅的人到宫中，「雍正七月初九日，据圆明园来帖内称：怡亲王交年希尧送来……吹釉炼珐琅人胡大有一名……」宫中烧造珐琅器之白瓷胎，亦须由景德镇送来。雍正七年二月十九日「怡亲王交有釉水磁器四百六十件，系年希尧烧造……」据日期来看，则是唐英赴景德镇佐理陶务的半年后，可能正是他知道宫中要画珐琅彩瓷，需要什么样的白瓷胎来配合，因而一次送进了如此多的件数，其后亦陆续送进，但数量都没这次多，如「雍正十年九月三日奉旨寄信与年希尧，将脱胎小酒圆、茶圆、小碟烧造些，不要款。」
景德镇除了送来白瓷胎、吹釉烧炼珐琅的人外，亦送来画画人，「雍正七年闰七月初九日……怡亲王交年希尧送来画珐琅人周岳、吴士琦二名……。于本月初十日，将年希尧送来画珐琅人所食工银一事，郎中海望启怡亲王，奉王谕：暂且著年希尧家养著，俟试准时再定，遵此。」又「雍正七年十月初三日，怡亲王府总管太监张瑞，交来年希尧处送来匠人折一件，内开画画人汤振基、戴恒、余秀、焦国俞四名……」。其中周岳与吴士琦的结果如何不清楚，而所推荐的戴恒与汤振基二人则是「伊二人著画斑琅活计，其所进之画持出，再唐岱所进之画亦持出，其余活计俱好。著留下。钦此。画画人戴、汤二人改画珐琅。」宫中的珐琅彩瓷能画得如此的精致细腻，皆因精挑细选画画的人，故其所画出来的珐琅彩瓷作品，即可说是达到了宫廷画的水准，这也是宫中珐琅彩瓷之所以受珍视的最主要原因。而这些由江西送来的画画人，都可能一方面善画，另一方面对于用珐琅料来作画具有相当的认识。这些由江西送来的画画人名义上是由主管的年希尧所送来的，事实上，有可能是唐英所挑选的，在唐英的〔陶人心语〕一书中记载著一些人请求唐英替其画题款，如「题戴延採艺图小照」、「题朱山崑源杖笠逍遥图小照」、「雨窗题吴尧圃画山水歌」、「吴尧圃画松戏题长歌峕十月望后三日也」、「题谢梅庄监司奉母督运图」、「题戴寅谷持竿图小照」等等，这些人都是携画来求题的，其中是否有藉画自荐，希冀徵用，不得而知。唐英本身亦善画。在〔陶人心语〕卷四中有一段记述「壬申八月邂逅故人吴蔚山于江州口占，蔚山名棫，松江人，乃尊吴璋，字汉田，俱工绘事，父子供奉内廷三十余年，与余有笔墨同事之雅，蔚山与余自雍正戊申（雍正六年）迄今睽隔二十六年矣。吴蔚山与唐英都是同时供奉内廷。上述的吴尧圃则是唐英的厂置幕友，曾派他到钧州去探求钧釉的配制法。那么江西之所以送画画人进宫，可能经唐英之挑选并事先给予以釉彩画画的训练吧！
确知年代的实物
至于在雍正时宫中所烧造的珐琅彩瓷，有年代记录可考的样式例举于下：
雍正十年十月二十八日……珐琅青山水甚好……邹文玉所画珐琅……赏给十两；雍正九年四月十七日，内务府总管海望持出白磁碗一对，奉旨：著将此碗上多半面画绿竹，少半面著戴临选诗句题写，地章或本色配绿竹……于八月十四日画得有诗句绿竹碗。
雍正十年五月二十四日，并领萨木哈持出画珐琅芙蓉四寸磁碟一件，照此碟尺寸画黄地梅花碟六件，于六月二十九日做得画珐琅黄地红白梅花四寸碟，又持出画珐琅葵花海棠蜜蜂酒圆一件，……珐琅画红地白梅四寸盘一对……
雍正十年八月初八日……栢唐阿邓八格回明，拟启画珐琅画黄菊花磁碟、盘、碗、茶酒圆共九对，于九月初八日做得，内白地黄菊六对，绿地黄菊二对，白地墨菊一对，……嗣后将水墨的多烧造些。
雍正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旨：所进墨菊花碟，嗣后少画些，青山水茶圆，酒圆俱好，再画此，……
雍正十二年三月初八日，首领太监萨木哈持来磁胎画珐琅孔雀碗一对，传旨，此碗花样画的甚好，著照样再画九对。钦此，于五月初二日画得孔雀尾磁胎珐琅碗一对，呈进讫。
以上是雍正宫中珐琅彩瓷的烧制情形，举凡经费人员、主持者及与景德镇之配合关系，都可以从一连串的资料中很清楚地看到其动向。当然最主要的还是雍正帝的严谨要求，及高度的审美水准。至于景德镇方面，自雍正六年由宫中带珐琅料去给年希尧烧造瓷器用的这则资料以后，情况如何呢？并不清楚，但以景德镇而言，自雍正六年，有参与宫中烧炼珐琅实务的唐英被派来驻厂。宫中的白瓷胎、画画人、吹釉及炼珐琅的人都由景德镇送来，那么景德镇是否亦烧制珐琅彩瓷呢？由于好的人材都往宫裡面送，基本上在画方面就不如宫中所画的，就实物研究如落有「大清雍正年制」、器外黄地、器内绘三友或花卉的这一类瓷器在画风上来看，便显得不够秀丽俊挺，再一个特点是这一类的盘子，几乎在圈足底都用砂盘轮来磨平。这批瓷器是否可能系景德镇所烧造而进御的？其胎稍厚，以其画风而言，很有可能。
珐琅彩瓷、洋彩、粉彩
享有盛名被称为「粉彩」的英国戴维德氏所收藏的花鸟宝月瓶，亦当属前面所提的这类瓷器，推测此类可能是景德镇所烧制的，可是在资料上并没发现景德镇有烧造「珐琅彩瓷」的记录，最主要的原因是宫内珐琅彩料开始是由外国携入，称作珐琅料，其后，宫内成立珐琅作，属造办处，因此这个「珐琅」的名称就一直延续下来使用，而「珐琅彩瓷」又是特别受重视的宫廷工艺。但是景德镇并没有将珐琅彩瓷之名沿续下来，而在实质方面，由雍正十三年唐英的〔陶成记事碑〕中记有「……一仿西洋雕镶像生器皿（五供、盘、碟、瓶、盒等项画之渲染亦仿西洋笔意，……一西洋黄色器皿，一新制西洋紫色器皿、一新制彩水墨器皿……一洋彩器皿，新仿西洋珐琅画法，人物山水、花卉、翎毛无不精细入神，……一西洋红色器皿……）一连可以看到「西洋」「洋彩」「珐琅」的字眼。「珐琅」对专烧瓷器的景德镇而言，其词意取义可能偏向「铜胎珐琅」。珐琅彩料对于景德镇而言是「西洋」来的，故以洋彩来称比较具有实感，而不以珐琅彩来称这类彩瓷。洋彩这个名称，在景德镇便一直沿用下来，至少用到光绪，如在甄励先生所著的〔唐英瓷务年谱长编〕直到乾隆的编年部份，皆以洋彩来定名，如「洋彩黄地洋花宫碗一件」、「洋彩百禄双耳尊」、「洋黄三寸碟」、「洋黄里外收小三寸碟」、「洋彩过牆花茶碗」、「洋彩八宝茶盅」、「洋彩巩红洋花磬口酒盅」……这裡所显示的情况，即是明代之五彩是一个系统，是为古彩；到了康熙舶来的珐琅彩在景德镇则称洋彩，这是新的彩釉，与古彩有所不同，如画西洋式的图案花纹则以洋花称之，直到乾隆为止，粉彩的名称在记载上还没出现。在〔南窑笔记〕论及之彩色，亦只称「……今之洋色则有胭脂红、羌水红，皆用赤金与水晶料配成，价甚贵，其洋绿、洋黄、洋白、翡翠等色俱，人言硝粉、石末、硼砂各项炼就，其鲜明娇艳迥异常色，使名手仿绘古人，可供洗染点缀之妙，又有水墨一种尤为逸品也……」。在光绪丙午年成书的〔陶雅］卷下对于洋彩之诠释：「……范铜为质。不嵌铜丝，满浇釉汁，加以彩绘，厥为洋瓷，质系华瓷。笔法迥异，参用西葛，有类界画，厥为洋彩。铜地而瓷画者，洋瓷也，瓷地而界画者，洋彩也」，另又有「康窑蓝绿皆浓厚，故曰硬彩，雍窑则浅淡而美观，有粉故也。其无粉者，亦羼以他质之淡汁，在著色中，推为妙品。乾隆初年，去雍未远，倡条冶叶，不乏奇丽之观，中叶以后，深厚固不如康熙，美丽亦不及雍正。惟以不惜工本之故，犹足以容与中流……。」另一则为「康窑御制饭碗，有淡红作粉色者。非客货所能有也，厂伙皆知康熙无粉彩，乌知康熙之粉彩，绝无暴裂褪落之虞，以视雍正官窑尤为难能可贵，第寻常康熙官窑，已不见有粉红之影响，况客货耶！忘之以穷其变。」〔陶雅〕所记的颇繁乱，后一则记述虽有「粉彩」之字词出现，但语意则指者粉色、粉红而言。到了〔饮流斋说瓷）一书说彩色，才有粉彩之词如「清代彩瓷变化繁赜，几于不可方物，康熙硬彩、雍正软彩。硬彩者，谓彩色甚浓，釉传其上，微微凸起也。软彩又名粉彩，谓彩色稍淡，有粉匀之也。硬彩华贵而深凝，粉彩艳丽而清逸，……粉彩以雍正为绝美，……粉彩易于剥落为其粉质松软故也……」粉彩名称的出现可能要晚到清末民初。珐琅粉料由宫中带到景德镇使用时，以景德镇对瓷器及色料使用的专业而言，可能在熔煤剂上有少许的改换，以利彩画时运笔之顺畅。
乾隆时期
乾隆时期是清朝政治经济最盛的时代，乾隆帝本身亦好古敏求，所以在治世的六十年中，蒐集了古今珍贵的书画器物于宫内，另一方面在对于用人方面尽量待之以宽厚，于宫廷工艺则作多方面的发展，诸如：玻璃、时钟、鼻烟壶、多宝格都有相当的数量留下来。在他即帝位后，即将唐英由协造升为九江关监督官，并负责监督御窑厂°唐英由员升为官以后，似乎便松懈下来，在乾隆六年四月十二日唐英被查问，「烧造上色之瓷器甚糙，釉水不好，瓷器内亦有破的，著怡亲王寄字唐英。」不止于如此，在七月时甚至被追查，「唐英钦奉硃批，不但去年，数年以来，所烧造者远逊雍正年间所烧造，且汝从未奏销，旨到可将雍正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年等，所费几何？所得几何？乾隆元年至五年所费几何？所得几何？一一查明造册奏闻备查，仍缮清单奏闻。」如此严厉的责问，同年的十一月在唐英为查讯瓷器烧造事之回奏中，并不令人觉得有诚惶诚恐的感觉。事实上，在年希尧任内，由于有唐英驻厂协造，所以一切顺利，但是当唐英任了监督官，在厂协造一职屡屡更换，即呈不稳定的现象，也因如此唐英才被追查。直到乾隆六年十二月所派来的老格，才再承续了唐英任协造时的情况，直到唐英在乾隆二十年退休为止，老格是唐英的得力助手，景德镇在这段期间亦运作正常，但自唐英去职后，便开始走下坡，到了乾隆三十二年老格亦退，景德镇便完全今非昔比了。在如此的情况下，首先受到影响的是由景德镇烧制的白磁胎，由本院所藏的雍正与乾隆的珐琅彩瓷看来，两朝的瓷胎方面，雍正要细致工整多了。
乾隆时，宫中的珐琅彩瓷可能渐渐地让景德镇来烧造，在资料中「乾隆三年六月二十五日，太监高玉交磁器一百七十四件。传旨交与烧造磁器处唐英……再五彩珐琅五寸磁碟一件、五彩珐琅暗八仙磁碗一件，收小些亦烧造。」
由乾隆即帝位后，政治情势较缓和，对有学之士纷纷提昇，在雍正时代参与画珐琅彩瓷的贺金昆、戴恒、汤振基、邹文玉、谭荣等院画家，一入乾隆时代可能另有派用，「乾隆元年四月十四日，催总默参峨为画珐琅人不足用，另欲将画珐琅画人张维奇情商进内当差，照例行取钱粮，每月工食银五两、二八月衣服银十八两，回明内大臣海望、监察御史沈崳、员外郎三音保准行。钦此」，在雍正时代有那么多的院画家参与画珐琅瓷器，但一到乾隆便缺人，这亦显示著乾隆时用人的方针与雍正时有所不同。也因此致使乾隆时期之珐琅彩瓷渐渐无法维持著如同雍正时的水准。在作品上来看，最明显的是画奇石时之笔画有很大的不同，雍正时非常仔细地用皴法细笔画奇石，而乾隆时画奇石的笔致便简略多了，甚至于用石青色由浓渐淡，由山顶整片涂抹下来，其他的图绘亦渐不如雍正时画得精细。在有诗词题字的印款方面，亦多以红彩印代替红料印。
康熙时期多以图案花卉为饰，雍正时期则以院画风格之花鸟山水为主，乾隆时期则以花鸟山水为主之外，图案花卉及人物、楼阁景致亦常为採用。虽然运作方面仍然维持，但乾隆元年不但画珐琅缺人，在烧珐琅方面亦换了新人「乾隆元年三月十七日，首领吴书来说，乾清宫苏培盛、交小太监何德禄、王成祥、杨如福、魏青奇四名，传旨，著给珐琅作，与烧珐琅，钦此。」烧珐琅便由这些小太监来接手，一到乾隆似乎换了很多的新手，可能也因此景德镇便渐次地接手珐琅彩瓷的烧造，但是景德镇亦在乾隆三十三年后，由于监督官的渎职，新派的驻厂协造人员性质的不同，造成了御窑厂的烧造成绩日益衰退。
结语
清朝宫中珐琅彩瓷，在康熙一朝而言，是一尝试阶段，到了雍正朝，尤其是自雍正六年起才步入完美成熟的时期，直到雍正末，这一段时期的宫中珐琅彩瓷，虽然质地为瓷器，但所画出来的画可以说与宫廷画没有两样，更值得珍贵的是这些画是画在精细而脆弱的立体器物上。此类宫廷画与瓷器的结合，创出了宫廷的最佳工艺品，也因此将瓷器提升为宫廷工艺最重要之一环。乾隆时期的作品虽承其余绪，但由于前述的各种因素，使其不及于雍正时期的作品。以上将康、雍、乾三朝烧造宫中珐琅彩瓷的背景略作叙述，希望读者能对珐琅彩瓷作更深一步的瞭解与欣赏。
